Steven的外語片世界

　　以理性精神見長的瑞典電影長期以來不但在北歐電影中獨樹一幟，在世界影壇上也一直享有很高的聲譽。特別是其大師級的電影人物英格瑪·伯格曼，自50年代登上影壇以來，以簡約的影像風格、沉鬱的理性精神和對生與死、靈與肉、精神與存在等一系列問題的探索，成為世界影壇上為數不多的將電影納入嚴肅哲學話題的人物之一。

　　伯格曼所奠定的瑞典電影的理性精神和60年代瑞典新電影的寫實風格殊途同歸，曾使瑞典電影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在隨後的70年代，瑞典電影開始陷入了迷茫之中。這是一個被稱為灰暗的電影時期。但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瑞典電影終於重新覺醒。在直到今天約20多年的當代電影歷程中，瑞典電影不斷為自己贏得新的聲譽，並重新喚起人們對這塊影壇的關注。

“伯格曼們”影響猶在

　　享譽世界的大師級導演伯格曼早已成為瑞典電影界的偶像式人物。儘管他自1983年完成《芬尼和亞歷山大》之後宣佈不再拍片，但實際上，他通過自己的劇本仍在對瑞典電影產生著決定性的影響。1992年，著名丹麥-瑞典導演比爾·奧古斯特執導了伯格曼編劇的影片《最美好的願望》。這部描寫伯格曼父母感情生活的電影在當年戛納電影節上榮獲了金棕櫚獎和最佳女演員獎。同年，伯格曼的兒子丹尼爾·伯格曼也把父親的小說《星期天的孩子》搬上了銀幕。1996年，伯格曼的另一個劇本《私人的談話》又被與他長期合作的女演員、導演麗芙·烏爾曼拍成了電視劇。

　　伯格曼之外，6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的導演們也在當代瑞典影壇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最突出的要屬簡·特羅爾。他在80年代初拍攝的《鷹翔》記述了瑞典歷史上一位工程師第一次借助熱氣球去北極探險的故事悲劇，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1992年，他又以探討暴力本質的《一首瑞典的輓歌》贏得了柏林電影節的銀熊獎。特羅爾在1996年拍攝了根據真實人物生活改編的影片《哈姆松》。影片描寫的是挪威諾貝爾獎獲得者科納特·哈姆松在二戰期間支援納粹佔領他的國家的一段歷史生活。2001年，特羅爾又拍攝了描寫瑞典歷史上第一個女飛行員的影片《潔白如雪》，並再次獲得了剛剛公佈的奧斯卡金像獎的提名。和特羅爾同樣活躍在當代瑞典影壇上的還有60年代新電影的開創者玻·維德伯格和維爾格特·斯約曼。前者在80年代從美國歸來後接連拍攝了名作《馬佑卡來的人》(1984)和《毒如蛇蝎》(1986)，其後一度擔任話劇導演，直到1995年重返影壇，拍攝了《一切都是公正的》，同樣獲得奧斯卡的提名。後者在拍出了名片《缺陷》(1989)之後，1995年又把瑞典最著名的歷史人物諾貝爾的故事搬上了銀幕。

令世界矚目的女導演群

　　進入當代，瑞典影壇上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一大批女導演的崛起。她們往往被作為一個群體介紹給世界。這些在80年代登上影壇的女導演們基本上都是以拍攝紀錄片開始自己電影生涯的。其中的佼佼者如英吉拉·羅梅爾、梅·維克塞爾曼、岡耐爾·林德布盧姆、瑪麗安娜·阿倫等。她們在一向以男性意識為主導的影壇上，通過紀錄片的形式向世人展示出一個為她們所關注的獨特的世界，終於衝破了女性在電影中所做的事情只能和“性”有關的傳統觀念，成功地邁入了故事片導演的行列。作為當代瑞典女導演核心人物的則是自60年代中期就已經登上影壇的梅·柴特靈(1994年去世)。她在國外漂流了十幾年、並拍攝了一些電影之後，于80年代回國。接著便拍出了令人震驚的《阿莫羅薩》。影片以富於詩意和充滿象徵性的畫面，描述了瑞典30年代一位著名的女作家阿格尼絲的痛苦經歷。另一位著名的瑞典女導演是來自話劇舞臺的蘇珊娜·奧斯登。她在1982年以故事片《我們的生活現在開始》在影壇上暫露頭角。其後，她的《莫扎特兄弟》(1986)成為把通俗喜劇和嚴肅的藝術主題結合起來的典範。90年代，奧斯登在常規電影的範圍內所進行的探索更加引人注目。拍攝于1990年的《守護天使》描寫了發生在歐洲某國一個與政治謀殺有關的故事。1993年的《大點聲說話，這裡太黑了》描寫了一個新納粹分子和一個猶太醫生之間的衝突。其後的《只有我和你》(1994)則再次把視角對準了當代瑞典政壇。

商業電影在行動

　　今天，世界任何一個大的電影生產國都不可避免地會生產大眾文化範疇的商業電影。在當代瑞典影壇上，喜劇和警察題材的驚險片就屬於這類電影的兩個主要類型。在瑞典藝術家看來，大眾的電影並不意味著一定和低品質的影片劃等號。例如拉塞·哈爾斯特倫1985年拍攝的喜劇片《我的生活像條狗》不僅獲得了奧斯卡外語片的提名，其本人也被邀請到好萊塢拍片。他在1999年拍攝的《蘋果酒屋的味道》曾在多個電影節參展，併入選為多個當年10大佳片之列。而以警探故事為題材的驚險片也一直是瑞典電影的一個重要樣式。80年代中期，新電影的探索者維德伯格就曾拍攝過轟動一時的驚險片《瑪佑卡來的人》。與此同時，同樣在80年代由謝爾·森德沃爾拍攝的《以法律的名譽》和90年代初瑞典與德國聯合製作的“馬丁·貝克”系列驚險片都是根據國際著名的偵探小說改編的。它們也都採取了當年維德伯格的敘事策略：讓警探片的傳統和敘事結構呈現出一種靈活的彈性，使之能夠面對一個變化了的世界並由此成為社會的批評和對時代的隱喻。例如森德沃爾的《以法律的名譽》，不僅反映著警察中存在的危險的暴力傾向，而且以一種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了當代社會中男性主人公的“身份”問題。在影片中，由被公認為當代最富於男性魅力的明星沃爾特扮演的主人公再也不像傳統電影中那樣被女性所追求。相反，他在離異後一直孤身一人。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的永遠是他那張淩亂和空蕩蕩的床出現在公寓灰暗、骯髒的角落裏。1996年，森德沃爾又拍攝了另一部驚險片《獵人們》。影片通過一場狩獵中的陰謀揭示了瑞典北方地區存在的醜陋力量和極端主義的精神狀態。而另一位導演邁克爾·德魯克1994年拍攝的一部警匪懸疑片《乘客》更是以警匪身份的含混和位置的不斷置換使觀眾從最初對嫌疑犯的分辨轉向對“罪與罰”問題的思考。

　　在今天這個電影的多媒體化和頻繁的國際交流的時代，瑞典電影離我們更是既不陌生也不遙遠。在3月下旬將在北京拉開帷幕的瑞電影周上，我們不但將有機會欣賞到剛剛獲得奧斯卡提名的《潔白如雪》和伯格曼的兩部經典之作，還將會看到瑞典電影人與好萊塢大公司合作拍攝的最新影片。它一定會給觀眾帶來關於瑞典電影嶄新的感受和認識。

來源：南方網綜合